梁伯隆家书:为党为民尽生死

Mon, 13 Jul 2020 09:23:36 +0800
 
  梁伯隆是我国早期无产阶级忠诚战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1904年7月26日出生在四川省江安县底蓬场(今底蓬镇底蓬村)一贫寒家庭。父亲梁常甫是具有维新思想的私塾先生,对他寄予厚望,希望长大后成为国家栋梁,遂为他取名梁廷栋。因排行老大,他又名梁伯隆(或梁伯龙)。曾化名梁靖超、梁尚志、黄兴谷。
 
  梁伯隆自幼受新思想的熏陶,关注国家大事。1921年,他远赴上海寻求救国真理,至1930年10月31日在成都英勇就义,近十年间,先后给亲人写了十余封家书,其中部分原件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这一封封书信,记录了梁伯隆短暂而辉煌的革命成长史。本文摘其部分,为读者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爱国爱家的铮铮铁汉。
 
  远赴千里求真理
 
  1917年,梁伯隆进入四川省立第三中学(今江安中学)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更加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渴望投身革命。
 
  1921年秋,梁伯隆争取到江安劝学所的资助,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在校期间,他目睹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肆意横行和军阀黑暗腐败的统治,并初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影响,梁伯隆渴望出国。他在写给父亲的家书中说:“数位同学与儿相约,于本校预科业卒,即同留法,住巴黎大学,儿意已定。”由于没有申请到贷款,家里无力凑足600元旅费,赴法勤工俭学未能如愿。
 
  1923年7月,梁伯隆考入上海震旦大学法政科学习。1924年下半年,经友人介绍,赴广州黄埔军校军需科任职。次年春,他参加了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东征战役。不久,因病辞职返回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纷纷罢工罢课,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梁伯隆从中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决心向共产党靠拢。
 
  是年秋,梁伯隆进入由中共参与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正科三年级插班深造。在校期间,他研读马列主义,经党的培养,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启了为党为民的革命生涯。
 
  冲锋陷阵我辈先
 
  1925年冬,因革命发展需要,梁伯隆受党的派遣再赴广州进行革命活动。北伐战争开始后,他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6军从事政治工作。1926年底,奉调北伐军总政治部。途经江西九江时,被国民党左派挽留。
 
  在给父亲的家书中,他谈到了自己在九江的情况:
 
  我本是党部派往革(命)军总部任重要之职,孰料我到江西浔阳府,因此地党部急须(需)重大人材(才),一致挽留我留得办党务,不便辞谢。况党务为政府命根,至重要,所以我乃暂许在此就任宣传部长职,作暂时人。
 
  这一时期,梁伯隆先后担任国民党左派领导的九江党部宣传部长、共产党领导下的九江总工会秘书,同时任《国民新闻》总编辑兼代理经理。
 
  1927年3月17日,蒋介石嫡系部队九江司令部纠合青红帮流氓,捣毁国民党左派市党部、九江总工会及国民革命军第6军政治部,打死四人,打伤九人,制造了九江惨案。梁伯隆化名梁尚志,化容变装后成功脱险。不久,梁伯隆奉命到南昌任《贯彻日报》主笔,旋即参加了南昌起义,在11军军部工作。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被迫撤离南昌。8月4日晚,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
 
  本来儿早欲作归川之计,然而现在因为中国政治大变化,儿已不能返川,现在已随第二方面军打广东去了,江西地盘复给人家。儿在革命军第11军军部当秘书,现在或许要调到4军25师当党代表,但尚未有明令。我们第二方面军是4、11、20三个军组成,即日由江西出赣东打广东,我所以不能请假归川。在这行军时候,儿待到肃平广东后,可以请假回家看看家中老幼,请家中人放心,不要挂念!我明天就要由省城出发了。
 
  在向广东进军途中,梁伯隆被调往周士第、李硕勋率领的第25师政治部工作。8月13日,他在家书中写道:
 
  儿已随军到赣宜黄县,约先到福建、广东东江一带,儿身体极好,虽苦于行军。以后儿将行军情形在百忙偷暇告知家庭,千万勿念 。……现儿调任4军第25师政治部任宣传外,并担任师党部的工作。
 
  8月18日,梁伯隆随军抵达江西广昌县,随后给父亲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
 
  儿现已于18日随军开到广昌县了。此地离福建仅50里,民气朴实尚俭。但天气炎热,行军极感劳苦。
 
  10月初,梁伯隆所在的25师在广东大埔县三河坝遭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起义部队遭受挫折。梁伯隆辗转湖北、湖南等地,于1928年初返回上海。
 
  此时的上海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中,但梁伯隆对中国的革命充满信心和希望。他在给好友尹陶滨的信中说:
 
  我始终想干!干!帮着被压迫的人干,愿意与被压迫人民开辟一条有生机的革命之路,革命之花虽暂为狂风暴雨摧折,然而春芽正发,含苞怒放期当复不远!革命是经过斗争的失败而进展的啊!
 
  在这封信中,他还谈到今后的打算:
 
  我在这浑噩的现在的政治下面,我虽仍有余可与恶势力酣战,也许战几十百个回合尚难分胜负,然而在勇战略中当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段,以正攻变作侧击,蓄锐气,养精神,是我目今当务之急。因此,我欲暂从事文化工作,有许多朋友均同此意。……我们拟在上海开一个书店,一方面约些朋友作文章,我们自家出些刊物和各种书籍贩卖,以作政治上之宣传,同时在四川重庆、成都开书店,开印刷厂。办报馆和学校,力求宣传阐明我们在政治上之主张,及求政治上之活动。……在现时的昏闇政治之下,不容许我们稍存观望,……来吧,我们大家携着手儿一同前进,喊我们的自由之歌,干我们自家的事。……我们只有把这乌烟瘴气的恶魔世界打破,我们才有伸头之日呢!
 
  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的坚定性和乐观精神,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奋斗不息的高尚情操。
 
  与敌苦斗在渝蓉
 
  1928年底,梁伯隆奉党的指示从上海来到重庆。因革命斗争需要,他化名梁靖超。经21军驻沪代表傅真吾和重庆《新蜀报》主笔王伯禹介绍,得以会晤四川军阀刘湘。他利用刘湘欲办学校培养军政人才之机,建议在重庆办一所高级中学,得到刘湘赞许。
 
  1929年4月7日,重庆高中在原巴县议会旧址正式开学,梁伯隆被委任为校长兼21军编译委员。学校办学方针与上海大学相同,分社会科学和文学两科,办学骨干主要由中共地下党员担任。文化课程除国文和外语外,还公开讲授《社会近代史》《社会科学概论》《通俗资本论》《唯物史》《共产主义ABC》等内容。此外,学生一律穿灰布军装,采用军事管理,接受军事训练。
 
  为进一步宣传革命思想,梁伯隆一方面组织成立学生会、办贫民夜校、到街市宣传讲演等,另一方面集资开办了“掘新书店”,公开销售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和其他进步书刊。
 
  当时,中共丰都县委书记曾季鲁担任该校训育主任,中共川东特委书记项鼎以及钟善辅、张竞若、郑哲生等也在该校任教或担任其他工作。其中,学校仅教师党员就有10多人,学生团员30多人,重庆高中成为了为党培养后备人才的秘密基地。
 
  随着重庆高中的影响日渐扩大,引起了四川军阀当局的关注。其时,重庆高中转给党组织的信被当局查获。刘湘得知该校是中共地下党的据点,便借口经费无着,致使重庆高中被迫于当年7月停办。
 
  之后, 梁伯隆与张竞若、曾季鲁等自筹经费,在重庆南岸胡家祠堂开办了西南学院,梁伯隆任院长。西南学院共有师生80余人,多数由重庆高中转来,教员系中共党员或进步人士。
 
  由于邻近21军军械修造厂,西南学院为工人开办了夜校。学生和工人来往密切,厂方害怕工人受影响,便呈报21军军部。随后,21军军部指令巴县政府派军警强行解散了西南学院。
 
  两次办学均遭扼杀,梁伯隆很难在重庆继续活动。经四川省委指示,梁伯隆等人决定转移成都,创办西南大学。
 
  一天,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在重庆十八梯一所公寓里,对西南大学创办事宜向梁伯隆等作了详细指示,要求他们充分利用军阀矛盾,办好大学,为革命培养人才。
 
  不久,梁伯隆化名黄兴谷,与张竞若、曾季鲁等率领西南学院部分师生前往成都。1930年春,西南大学开学。
 
  西南大学由校务委员会集体领导,梁伯隆任主任委员,执行校长职务。学校共有学生400多人,教师40余人,开设有社会学、文学等系。教育内容除普通课程外,还开有辩证唯物论、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新文艺论、新兴戏剧等,梁伯隆主讲政治经济学。
 
  为进一步扩大党的宣传阵地,梁伯隆主办了《西南日报》(后改名《锦江日报》) ,并成立“前卫社”“新兴剧社”两个进步团体,组织学生到各地演讲和演出话剧。演出的剧目有反映工人不堪资本家压迫而举行暴动的《炭坑夭》,有反映农民不堪地主和军阀压迫而暴动的《黑暗里的红光》等。1930年5月4日,梁伯隆在成都少城公园民众教育馆举行五四讲演会,亲自向各校学生作了题为《如何继承五四运动精神》的讲演,使在场学生深受鼓舞。
 
  是年夏,成都发生抗捐罢市风潮,梁伯隆组织学生会加入市学联,进行有力的声援。6月8日,市学联骨干聚集在西南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召开执委会。梁伯隆得知军警团将去镇压,不顾自身安危,立即骑自行车赶去通知撤离。当大部分同志撤离后,梁伯隆因来不及离开而当场被捕。
 
  要杀吾头何所惧
 
  梁伯隆被捕入狱后,党组织和他的亲友们曾多方设法营救。于右任、蔡廷锴等国民党政要也曾发电给成都三军联合办事处要求释放,但均未成功。
 
  1930年10月25日,中共四川省委和川西特委策动广汉兵变,四川军阀加紧了对共产党员的残杀。10月28日下午,梁伯隆从临时执法处转到军警团办事处。他自知时日不多,于10月30日在狱中写下遗诗:
 
  国共合作兴北伐,冲锋陷阵我辈先;
 
  大业未定遭屠戮,汪蒋贼奴实可恨。
 
  吾党楷模在井冈,赤旗挥舞振中华;
 
  工农大众团结起,星星之火可燎原。
 
  奉党指令返天府,与敌苦斗在渝蓉;
 
  大志未成身先碎,流芳百世主义真。
 
  为党为民尽生死,勇斗魔鬼志更坚;
 
  要杀吾头何所惧,共产真理留人间。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间。
 
  此诗苍劲有力,既痛斥了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和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卑劣行径,又高度赞扬毛泽东开辟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冈山革命道路,同时表达了作者为党为民为革命献身的坚定意志。此外,梁伯隆给亲人写了一封书信:
 
  伯、奉叔:
 
  我大概离死期不远,请你们不要悲伤。……我的死是为世界上千百万劳苦大众而死,我很感觉得光荣。革命一定能成功!人民一定能当家做主人!我死以后,你们就当我出国去留学!我省内存款可找重庆新蜀报王伯禹能得。省外三马路、霞飞路的旧款项,奉叔可去上海找何若灵可收。三、四弟,伯伯教他们多读书,多劳动,做工或学生易。六、八妹不要包脚,男女都一样,也应叫她们读书。
 
  祖母以下均安
 
  兴谷上
 
  这是梁伯隆临刑前一天,在成都军警团狱中写给父亲梁常甫和叔父梁奉璋的家书,亦是遗书。信中洋溢着梁伯隆为追求真理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和革命一定能成功的坚定信念,同时流露出对亲人的宽慰之情和深情牵挂。梁伯隆把遗诗和遗书交给了军警团办事处的主任副官易楚清,易楚清与他是江安同乡,便答应帮忙转交其亲属。
 
  10月31日上午,军警团执法官以“共产党重要分子”的罪名,判处梁伯隆死刑。梁伯隆身着西装,昂首挺胸,神情自若地坐在黄包车上,在军警的簇拥下向成都东门外下莲池刑场而去。一路上,他不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劳动人民联合起来!”……
 
  临刑前,梁伯隆面对围观的群众,用悲壮宏亮的声音讲道:“我是为千百万劳苦大众求解放而死,我感到死得光荣。过去我在江西杀土豪,今天军阀杀我,阶级斗争就是如此。胜利是我们的,革命一定能成功。中国的劳苦大众一定要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人民才能吃饱穿暖,过幸福的生活……”最后,梁伯隆在罪恶的枪声中英勇就义,时年26岁。
 
(责任编辑: XJ)